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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菊从大都到上都: 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

  《东方历史评论》编辑部评选出9部作品为“2017年度历史图书”。我们在春节期间陆续刊登获奖作品选摘。

  一座历史名城大都(今北京)和一颗草原明珠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由这条路相连。

  这条路尘封了八百年,当年皇帝仪仗浩浩荡荡、溪流清澈、青草茂美、骏马奔腾。如今已是沧海桑田。八百年前的辉煌,隐没在平凡的村庄和深山荒草间。

  这里是山川的终点,草原的起点,贯穿长城内外,是自古以来从蒙古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北大教授罗新,一位中国中古史和中国古代边疆民族史的专家,在华发之年,自北京健德门启程,沿着古代辇路北行,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背着行囊,徒步穿越北京、河北的重叠山谷,进入内蒙古草原,不畏烈日、暴雨、尘土飞扬、山路艰辛,穿行于田垄与山谷间,一步一步走完了从健德门到明德门的四百五十公里山川河流,抵达上都,完成了他十五年前的夙愿。

  早饭时服务员说,今天会是几年来最热的一天。我们坐出租车过了上都音高勒(上都河,即闪电河,也就是滦河)大桥,从桥北开始最后一天的行程。现在从正蓝旗到上都遗址,当然是走河谷以南的高速公路,不过元代连接桓州城与上都的驿路和辇路一定都在河北。我们选择走北岸,不只是追求与元代的路线更接近,也为了避开公路以求清静。

  太阳一大早就威势赫赫,河谷宽阔的草滩与细细的溪流,北岸的城市和南岸的草场田地,都吸收并反射着热辣辣的阳光。我们走在北大堤上,细沙路面上几乎看不到人车的痕迹,两边路肩长着高高的苜蓿和蒿草,有的向路面倾倚,几乎覆盖了沙土路。大堤斜坡和堤下平滩上青草茂盛,五颜六色的小花如繁星闪烁。蜜蜂和飞蛾在花草间上下穿梭,听得见细细的蜂鸣。路上常见死去的蝴蝶,彩色双翅充分地张开,排着长队的蚂蚁正在它们身上忙忙碌碌。

  金莲川之名得自金莲花。其实元人说起上都一带的花草时,还有一种与金莲齐名的紫菊。比如廼贤的诗句“乌桓城下雨初晴,紫菊金莲漫地生”,虞集的诗句“金莲疑可致,紫菊若为妍”。写上都风光的诗,涂颖有句“海风吹雨度龙沙,满眼金莲紫菊花”,许有壬则有“金莲紫菊带烟铺,画出龙冈万世图”。钱塘画师潘子华在上都作画,以本地特有的新鲜题材取胜,多为古人所未见。危素《赠潘子华序》赞扬他在题材创新上前无古人,“故凡子华之所能者,皆自子华始,非有所蹈袭摹仿也”。危素所列潘子华创新题材,有“金莲、紫菊、地椒、白翎爵(雀)、阿蓝”,都是“绝塞之外”的“动植之物”,“皆居庸以南所未尝有”。吴当为潘子华所画花鸟题诗,有句“潘侯妙笔留神都,金莲紫菊谁家无”。可见潘子华画了多幅金莲紫菊,好多人家里都挂了他这个题材的画作,以至于吴当要感慨“谁家无”。

  正如金莲花并不是毛茛目睡莲科莲属的荷花,紫菊也不是菊科菊属的菊花。如今滦河上游草原上开蓝花的一年生和多年生草本植物很多,比如马兰花。不知道元人所说紫菊究竟是什么,对应着今天的哪种植物?

  在滦河北岸大堤上所走的近一个小时,是全天行程中最令人愉悦的一段。不过,即使这一段路,也有不少的麻烦,好几处被铁丝网截断,我们得使出浑身解数才能跨越(或钻过)。快九点时,走到铁路桥下,卸下背包休息一阵。我感到脚上多处疼痛,脱鞋检查,发现脚趾头和脚后跟打了好几个水泡,右脚小拇指还打了一个血泡。没想到最后一天还会出这些问题。好在是最后一天,我想,豁出去忍忍痛吧。

  可是脚上的疼痛对于行路者来说是不好忍受的。从铁路桥开始,滦河向东北流去,我们走回南岸,慢慢远离河谷,沿一条沙土路东行,隔在我们与河谷之间的是牲畜稀稀拉拉的牧场和见不到居民的村庄。每一次停步后重新走动,脚下的胀痛难以形容,仿佛双脚已膨胀开来,变得沉重又溃烂,似有数十个小针一齐扎进脚底板。停顿的时间越久,启动时疼痛越剧烈、越难以忍受。忍痛走一会儿后,脚下渐渐麻木,痛感似乎下降了、消失了。这使我倾向于加快速度,不肯停步,更不肯坐下休息。事实上也没有地方适合休息,没有树,也没有其他可以遮阴的地方。我鼓励自己,疼痛也许是好事,可以提醒你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好多天来第一次,我越走越快,竟然和王抒他们拉开了距离。这种反常也许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王抒很快追赶上来,问我感觉怎么样。

  再走一会儿,路北一片铁丝网圈起来的牧场内有一群骆驼和马,看起来精神抖擞,似乎根本没有受到暑热影响。路南铁丝网围起来的,是十几个水泥蒙古包,大概是建造中的旅游设施,空无一人。赵欣和潘隽坚持要进去休息一下,我猜是她们觉得我已过于疲劳,必须休整。我们在一个满是水泥灰的蒙古包里坐下,喝点水,吃点馒头。时当正午,地面反射的阳光都足以炙灼得人皮肤生疼。一丝风也没有,世界像是闭锁在一座巨大的玻璃房子里,空气无止境地吸收阳光并酝酿热度。坐在没有壁窗和顶窗的蒙古包里,只有包门透进一片刺眼的白光,挟来洪流般的热气。第一次,我虽坐在阴凉里却汗如雨下。用手擦汗,却忘了手上沾着一层水泥灰。

  再出发时,下了巨大的决心,闭上眼迈出第一步,像小时候喝药那样面对脚掌触地的疼痛,清晰地感觉到尖锐的疼痛如电流一般,从脚底流过踝关节,传向小腿和大腿,让人不由自主地扭动身体,似乎这么做就可以躲闪开它的冲击。头几百步都是如此,多走一会儿,脚底神经受到连续的重力压迫,变得不那么灵敏了,也就不再以夸大的方式把疼痛感报告给大脑了。大地正在蒸腾中,路边的村庄与草场都像中暑了一样毫无生气。偶尔听得见蚂蚱飞起振动翅膀的声音,还有不知躲在哪里乱叫的蝉,以及从眼前闪过时叽叽喳喳的喜鹊。

  王抒接到昨天那位电视台记者的电话,说还想在上都大门外再采访一下,并且问可以为我们做什么。这时候我们也不客气了,说最好送一个西瓜来。很快汽车驶来了,冰冻的矿泉水和西瓜从未如此充满吸引力。我们就坐在烈日下分吃西瓜,甚至顾不得脚下的疼痛了。把瓜子吐在路边沙地时,看到一队泛红的小蚂蚁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轻盈地围着西瓜籽转悠,似乎在探究如何把它们搬回去好好享用。

  我们走在沽源县梳妆楼和五花草甸的那天(7月6日),Salopek走到了他的第三十七个一百英里里程碑,意味着他已经走了三千六百英里(五千七百六十公里)。那时他正走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前往孤悬于草原上、作为苏维埃时代铁路小站而发展起来的小城贝依努(Beyneu)。对于在炎热和孤寂中走了很久很久的他来说,贝依努应该是一个美好的、应有尽有的地方,美好到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比如—传说中的Xanadu(上都)。

  人人都热得够呛,人人都疲惫不堪。脚在疼痛。那天我们走了将近二十英里(三十六公里)。从我们在哈萨克斯坦的起始点阿克陶(Aktau,意思是白山)算起,已不止三百五十英里(五百六十公里)了。我们一心想早点儿走上那空空荡荡的高速公路,然后飞快地冲向贝依努市。

  地图上的一个斑点。一个铁路小镇。周遭数千平方英里内唯一的文明世界。一个苏维埃时代钢筋水泥堆砌起来的、如今正在衰灭中、被中亚热浪所吞噬的小颗粒,一个遗失在草原上的边疆哨所。贝依努,贝依努,贝依努。我们梦想着愉悦正在那里等候我们。那就是我们的Xanadu(上都)。

  Salopek把旅途中的梦想之地比作上都,意味着英语文学中的Xanadu对他影响不小,那么他很可能会走到上都,即使得绕路。三个月以前(4月6日),刚刚进入哈萨克斯坦时,他在阿克陶写了一篇《徒步世界21000英里我学到了什么》,谈到这个惊世骇俗的步行项目带给他哪些影响——

  我这个名曰“走出伊甸园”的洲际漫步,是一个讲故事的项目,目的在于重寻石器时代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中那些最早迁出非洲者的足迹。我正慢慢地走向(美洲南端的)火地岛,那是我们这个物种所殖民的大陆中最后一个角落。一路上我写作故事,记录我所遇到的人。这场21000英里(33600公里)的晃晃悠悠中的一个小小插曲,是我在中亚时随口对一个咖啡馆老板说,我刚从埃塞俄比亚溜达过来。

  绝对不是,当然。因为众所周知,特别是今天—全国步行日—坐着才是有毛病的。我们坐得太多了,这使我们变得病态且不快乐。只消问问美国心脏学会。科学家把GPS绑在世界上最后的狩猎-采集者—比如坦桑尼亚的Hadza人身上,结果发现一个典型的男性采集者每天要走约七英里(11.2公里)—如今美国人只走大约三分之一。Hadza人每天的行程是一个生物学基准:我们二十万岁的、经过完美进化的身体,正是为此设计的。计算一下。一年要走多于两千五百英里(四千公里),或者说,就好比每年要从纽约走到洛杉矶。这也差不多正是我这几年所走的距离。正是“正常的”。

  自2013年从非洲之角出发以来,很自然地,步行使我的腿和心脏变得更强壮了。而更重要的是,我的心灵变得更柔软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徒步跨越国家、大陆和时区,已经改变了我体验地球生活的方式。

  比如,我了解到,全球最贫穷的地方偏偏最适宜徒步旅行。在埃塞俄比亚,很少人拥有汽车,人人都步行。即使非常幼小的孩子也能指引我走过地形复杂的地方,人类的足迹依然在那里交织穿梭。相反,在富裕、汽车普及的国家,人们不仅失去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而且也失去了与世界形态本身的连接。汽车抹杀了时间与距离。闭锁在金属与玻璃的泡泡里,束缚于狭窄的沥青道路上,我们患上了速度与空间的毒瘾。在迷恋汽车的沙特阿拉伯步行时,我发现询问方向已毫无意义。

  徒步穿行于地球上,我重新学习了出发与抵达的往昔礼仪(扎营与拔营,装载与卸载,一种古老且熨帖的仪式)。我通过自己的味蕾,通过捡拾农夫的丰收,理解了山山水水。 我重新与人类同胞建立了连接,以一种我过去作为乘坐飞机汽车纵横于地图上的记者所从未设想过的方式。步行在外,我总是遇到人。我不能无视他们,也不能从他们身边飞车离去。我跟他们打招呼。我每天与陌生人交谈五次、十次、二十次。我在从事一种每小时三英里、穿越两个半球的漫步式谈话。这样行走,我在任何地方都建造起家园。

  三年多前,为这个悠长缓慢的旅程做研究时,我拜访了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梅芙·里基(Meave Leaky)。记得有天早上我们出发去附近的某个村庄,我傻傻地问里基:“是在步行距离内吗?”她盯着我,很吃惊,回答道:“一切都在步行距离内。”

  研究电子化和全球化时代传媒理论的学者指出,在21世纪的媒体革命中,时间一方面在加速,另一方面又变得缓慢,世界在坍缩的同时也在膨胀。为此,与大众沉醉于速度加快、空间变小不同,他们提倡一种“慢新闻”(slow journalism)。Paul Salopek所做的,正符合他们对“慢新闻”的种种设想。岂止新闻,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日益迷失在速度与空间的激烈变幻中。作为人类本能的行走竟然被专门提倡、组织与研究,正是时代焦虑的产物。有意识地慢下来,回到人本来的速度、节奏和韵律,也许是一种根本的解决方案吧。

  我们正走向上都,三四公里之外就是它的遗址。是上都古城遗址,不是英语文学传统中的Xanadu,正如湖南桃源县沅江边那个旅游点,并不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桃花源。这么说,丝毫不是蔑视历史上那个上都,真实的上都固然与柯勒律治《忽必烈汗》中的Xanadu绝不相类,但也未必输于它,特别是在建筑的宏大、风物的新奇和景致的绚丽方面。然而历史的上都已被岁月冲刷尽净,只剩荒莱丛生下的短墙土台与碎瓦残石,要专家和有心人才能辨认。企图从现有残迹去还原当年,不得不依靠人类最宝贵的品质之一—想象力,可是想象力是如此个人化,每个人只能描画出属于自己的上都。

  从东西向的沙土路走上南北向的水泥大路,往北直行就是上都遗址。路东白杨林后面,有飞机起落,那是新建的机场。和这条宽阔的水泥路一样,据说是上都遗址申遗成功后的建设成果。路西草场上有懒洋洋的牛群,往西北方向可以看见巨大的草滩,那是我们几个小时前傍行过的滦河河谷。马路上过很久才偶有中巴和轿车驶过,大概旅游旺季也没有太多游客来。下午三点以后,酷热慢慢消退,更难得的是风吹了起来,人立即有了清爽感,甚至脚下的水泡也暂时隐退了。阳光依然强烈,却不那么令人畏惧了。当遗址公园的大门在望时,我们四人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横排起来,齐步向前,完成了最后一公里。

  上都遗址公园的大门立在滦河南岸,从这里到上都古城遗址,还要跨越滦河河谷。一条高堤形的沙土路把公园大门与古城的正南门明德门连接起来,中间一座长桥下是向东流去的滦河。滦河滋润出一大片湿地草滩,草滩绝大部分都覆盖着繁密的高草,它们争先恐后地高举着色彩鲜艳的花朵,其中最明亮最夺目的就是金莲花。据说我们来得太早,大多数金莲花还未到花期,再过两三周就会看到金莲花在整个河谷燃烧。不过这少数的金莲已经足够美丽,足够令人想象元顺帝的诗句“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金莲川)”。

  从遗址大门内那块大而无当的巨石到明德门,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公园向游客提供电瓶车。我们没有坐电瓶车。怎么可以坐车到明德门呢?只有走到明德门,才算完成了从大都健德门到上都明德门的全部徒步行程。何况,只有在这长堤般的高路上慢慢走过,东西两侧河谷的美景才缓缓地、有层次地、毫无保留地展开。我2009年夏天来过上都,那时还没有这么多的申遗配套工程,遗址还是一片荒草遮盖下的废墟,河谷草滩上的金莲花给我很深的印象,我因此略略理解了元人诗文所说“川平野阔,山遮水护”,“万朵金莲次第开”,“花开水面黄虽小,时有清风起暗香”。现在旅游设施全面升级,遗址看起来文物的色彩重而古迹的意味轻,更像是在博物馆隔着厚厚的玻璃观看橱柜中的古物了。

  下午四点,我们到达明德门前,走过木板铺设的门道,进入上都城。从健德门到明德门,大约四百五十公里的路程,我们只走了十五天。元人无论走驿路或辇路,都要花更长的时间,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一日不歇,急着走完全程,跟完成科研项目一样。他们人生的相当一部分都在路上。今人或许因此为他们遗憾,不过或许正是慢速移动使他们得以更多地同时浸润在自然和社会中,与时代、与大地建立起更丰富、更深刻、更富意义的关联。

  站在密布着芨芨草和荨麻的南城墙上,极目南望。在滦河河谷以南,是青色的、有着花白牛羊的草场。草场以南,是绿草覆盖的、线条柔顺的低矮山丘。山丘之南,是看不真切的、黛色的远山。我知道,远山之南,是燕山山脉的无数沟谷与山脊,再往南就是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我十五天来走过的路,就在这看得见看不见的川野间。河山万里当前,我心里只有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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